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农业经济管理副研究员

8月14日，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开幕，吸引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嘉宾和客商参会，已经成为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也称“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了共建“一带一路”，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了包括丝博会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化合作平台与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域内外国家在经贸投资、金融、人文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从丝博会对我国的影响看，一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我国始终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将持续推动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二是为我国优势特色商品特别是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展示平台，为后继相关经贸合作特别是对外出口提供了重要契机；三是集中展示了我国一批高品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文旅产品和影视作品，有利于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展现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人文理念。

聚焦农业领域，为了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农业合作顶层设计，2017年5月农业农村部等四部委联合制定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应该看到，农业交流和农产品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合作内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方面，有利于多渠道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在农业领域的知识分享、技术转移、信息沟通和人员交流，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另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农业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内农业要素有序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贸易规模方面，据商务部数据，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到800.04亿美元、294.36亿美元和505.68亿美元，比2013年分别年均增长了5.70%、10.64%和8.58%，分别占202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26.30%、34.90%和23.00%；在贸易产品结构方面，近年来，我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农产品以植物油、谷物、油籽、食糖、棉麻丝等为主，我国出口农产品则以蔬菜、水果、水产品、茶叶等为主，双方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展望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前景广阔，农业合作空间很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巨大。我国地域辽阔，农产品种类较为齐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我国进口农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同时，我国近年来对油料、油脂、棉花、谷物、畜产品等农产品有持续较大的需求，“一带一路”沿线物产丰富的国家可将其相关农产品出口至我国。二是农业科技合作空间广阔。“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对先进农业技术有迫切需求；我国在农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和竞争优势，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和沿线国家的农业科技合作空间广阔。三是农业投资将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额占投资总额比重还较低，随着双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推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农业投资也将迎来重要机遇。但与此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也将持续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等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为此，一方面，要完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市场信息、信贷、保险等方面支持，提升企业农业国际合作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主动管控风险，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过去20年，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样一个进程从来就没有停止，一些农民工在城市中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收入。同时，也有进城的需求，比如说孩子上学，或者他们自己想过城市生活。他们通过买房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县城的新增常住人口和商品房的购买主体已经是农民工，或者说是农民了，是否要在县城购房，何时购房，对于每一个农户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家庭决策，他需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现实条件非常审慎地决定。

那么今天在房市低迷的情况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民当作区域商品房去库存这样的一个购买主体，出台一些促销的措施，本可以理解！但背后却潜藏着危险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商品房去库存是一个需要处理的迫在眉睫的经济任务，单大量农民进城之后，是否能长期稳定地待下来，同样是需要考虑的一个社会性的任务。否则在促销或营销的举措之下，一些本来不具备条件的农户进城买房，短期对于地方商品房的去库存起到一定作用，但长期看，如果他们将来在县城里面没有办法长久稳定地生活，那他们会成为我们地方政府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棘手的困难人群。

进城农民能不能长久地待下来，主要面临着两个挑战，第一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取决于当地工业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当地能不能提供一套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在遇到困难，当他年老之后，仍然有生计的保障。所以和急迫的去销售库存的商品房相比，当地的政府同样应该做的工作是为进城的农民创造这样一个可以长久待下来的基础性条件。

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民放弃宅基地作为落户的交换条件，这是一个更危险的做法。我想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必要去紧紧地盯着农民的那一小块宅基地。这一块宅基地对于进城的农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经济层面而言，这一块宅基地是进城农民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退回农村的最后的保障，让进城失败的农民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它也是可以使得我们在面对一些大的危机的时候，社会能保有它的韧性和弹性，让我们可以平稳度过危机，而不会引起大的震荡；就社会层面而言，进城农民在家乡保有一块宅基地，是他可以和故乡保持一种情感上，社会层面的联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很多农民现在进城，他并不是说单一的就是一个市民，单一的以城市为中心，他可能很多的时间是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培养子女。但是，他仍然参与他家乡的社会生活。那么这也使得我们整个中国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能保持我们自身社会的一些特色。小小的一块宅基地，政府把它收回来，可能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用地指标，但实际上这块宅基地本身很难在它上面做更多经济上的文章，它也很难被复垦成耕地，或者说这种复垦的成本也特别大。但是这一块宅基地，如果我们把它从农民那里拿回来，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销售商品房，让农民落户城市都不应该以放弃宅基地作为交换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一个底线。

中国的农民有承包地，有宅基地，他是集体的一份子，这是我们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基础之上，中国的城市化有可能走出一条“扎根的城镇化”的道路，有很多的农民可能会进城，他买房也好，不买房也好，这个比例会不不断提高。今天我们整个的城市化比例已经到了65%左右，那随着更多的农民进城，这个比例还会提高。我们的城镇尤其是县城，它实际上应该扮演一个为周边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功能，而不应该是说去消灭农村，剥夺农民的权利。所以，今天，哪怕我们急迫的需要去销售商品房，那么要特别去注重要保护农民的这种权利，农民的集体成员权，他的承包地权和他的宅基地的这种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城市和乡村之间才是一个良性的互构的关系，城市的发展，可以让我们进城的农民享受到他在农村享受不到的各种便利，各种公共服务。乡村的建设，让过上现代生活的农民仍然是一种有根的生活，和它的根脉保持这样一个有机联系的这样一种生活，使得我们城乡之间形成一种美好的城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