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倡导的科学工作方法，是他一生所极力推崇的思想方法，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方法和保证。90年前，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创作了闪耀着唯实求真精神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提出的著名论断。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也强调：“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重视调查研究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是毛泽东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生动体现。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社会、制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为我们党克服教条主义错误、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如此重视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的方法用得如此炉火纯青，从总体上看既是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个人思维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经世致用思想在总体上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纷纷提出各种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独特社会地位、特别重视经世致用的文人集团“士”这一阶层开始形成。儒家讲究忠孝仁义，崇尚礼治、德治；墨家主张非攻、兼爱；道家崇尚顺其自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强调法术势的结合；兵家崇尚战争效果、反对空谈仁义；纵横家主张政治斗争中维护实际利益的战略布局、权术运用……这些思想都着眼人事，服务于当时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明了世情、了解世事，因此，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各家代表人物无不深入民间、了解民情。

经世致用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虽然宋明理学一度使得学术取向转向空疏迂阔，但到了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的重新反思下，经世致用思想得以再次拓展。尤其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应对西方世界挑战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先驱者们的思想与实践。毛泽东自小就在拯救国难的残酷现实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西学东渐的文化熏陶，经世致用的思想也深刻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还受到以岳麓书院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为代表的湖湘实学文化的直接影响，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那个时期毛泽东欣赏与推崇的对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接触社会，了解基本国情，这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基本要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组织新民学会等团体就是出于调查国情、了解社会、改造社会等经世致用的目的。

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在中国传播以及晚清民国报刊有关社会调查文章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逐渐成为风尚的时代，西方科学重视数据、强调逻辑思维、讲求实证等特点对毛泽东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在十七岁前基本没有接触过现代西方教育，起初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研读四书五经，离开家乡后分别到湘乡东山小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这些地方接触到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虽然目前没有充分材料证明毛泽东学习过西方近代社会学调查方法（北京大学曾于1916年开设社会学班，1907年直隶设立了统计学堂，同年北京法政学堂政治门设立了统计学课程，该课程直接与调查统计有关），但是至少从各种报刊有关国内外情况的调查报道中能感受到通过这些方法获得材料的可靠性。毛泽东非常喜欢阅读报纸，早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认真阅读了《新民丛报》的合订本，1910年到东山小学堂后又接触了《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申报》等，到长沙学习后更是得以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和湖南一师图书馆自由广泛地阅读各种报刊。晚清时期开始，上述报纸便时有刊登各种调查文章、案例研究。例如，1903年留日浙江学生组织推出的《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就从人口、地区贫富状况、社会团体、习俗等方面列出调查内容，并在经济项目下列出“生产、分配、岁入岁出、钱法、积蓄”等具体内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6页），这些调查内容的篇目设置在逻辑思路、调查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可资借鉴。

毛泽东个人偏向实践性思维的影响

毛泽东喜欢读“无字之书”，反对忽视实践，主张要从实践中学习。他坚决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从实践中获得知识。在早年笔记中，他就明确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喜欢思考问题，也善于思考问题，但却并不喜欢进行纯思辨，而是偏向于思考与实践息息相关的问题。正是这种强烈的实践取向，决定了毛泽东围绕实践需要来开展创造性的调查研究。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喜欢周游各地、体察社情民意。1917年暑期，他和同学以游学方式、身无分文地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徒步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等地。同年寒假，他又步行至浏阳文家市作社会调查。毛泽东一生都倾向于通过实践来验证书本知识、丰富书本知识，通过实践来获得真知灼见，这种思维偏向对其注重调查研究性格的形成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了解国情、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迫切需要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革命发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设的经济最发达、人民思想觉悟最高、各种条件最成熟的地区，反而恰恰是不够发达、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强大的敌人，要实现崇高的使命，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时必须慎之又慎，要对本国国情有十分精准的把握和了解，据此制定更加科学、复杂、符合本国实际革命情况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弥补现实客观条件的不足。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情极其复杂、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经验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如果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仅仅教条地照搬外国经验，凭借一腔热血猛打猛冲，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有通过调查研究，精准把握各方面情况，做到实事求是，最大化地发挥自身优势、减少失误和挫折，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成功实现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中国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政治动荡、民不聊生，无论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无法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收集、整理有关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的资料。那时的中国在人口、国土、教育、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都缺乏甚至完全没有统一、科学的统计，民用地图、军事地图等基本工具资料的全面性、科学性、权威性都无法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决策所必须依据的客观事实、基本数据从哪儿获得？只能自己动手，自己解决。毛泽东是党内少数几名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更在于能够一直坚持身体力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思想深刻的光辉著作。在创立中央苏区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又先后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十几万字的详尽调查报告。正是建立在这些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他才掌握了苏区的真实情况，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党和人民探索出一条伟大的中国革命道路。也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党能够根据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制定和调整方针政策，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