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一望无垠的大草原，纵马驰骋是多少人的愿望，草原也成为近些年旅游的热点地区。你可曾想过这美丽的草原却是最急需保护和修复的，再不保护，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面或许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有可能是沙漠，这并非危言耸听。我国是世界草原大国，草原面积虽然广大，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草原重利用、轻保护，重索取、轻投入，我国90%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对我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都是极大的威胁。

2021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以完善草原保护修复制度、推进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加强草原保护管理，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促进草原合理利用。这意味着我国草原进入加强保护修复新阶段。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国家林草局组织各地林草部门，以贯彻落实《意见》为主线，扎实推进草原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美丽的草原也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十分关注的话题，纷纷建言献策。

草原监测成果显著

2021年，国家林草局抽调各直属院技术骨干在北京成立草原监测评价数据汇总与指标测算专班，历时两个多月完成草原指标测算、成果汇总分析工作，为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成果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2021年草原监测效果显著。

首先，扩大样地覆盖范围和数量。监测范围由过去的23个省(区)扩展到全国31个省(区、市)。全国共完成草原样地2.9万个、样方8.7万个，数量约是往年的4倍。同时，首次系统评估了重点生态区域草原资源状况。对草原五大分区、重点战略区、国家公园、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草原资源及生态质量进行了监测，开展了指标测算、制图与分析。并且汇总产出111套草原监测报表。支持国家-省-市-县四级报表生成及不同地理单元的报表生成，初步实现了全国草原一张图、一套数、一平台。

其次，是在国土“三调”图斑基础上，首开草原草班、小班区划，将数据落实到山头地块。在全国初步划定约2000万个草地小班，完成了全国草原小班数据的逻辑检查及数据入库。全部指标实现小班出数，保证图数合一。

第三，开展多层级、全覆盖数据质检，确保数据质量。建立支撑草原监测全流程的数据信息系统，研发了草原监测外业数据采集App、林草综合监测草原监测与数据管理平台、草原小班数据入库检查及统计汇总软件，提高了外业工作效率。

第四，加强遥感技术应用，支撑主要指标测算，开展多种遥感指数、多类模型研究，在各类约束条件的控制下最终确定了约300组模型，完成了草原植被盖度遥感测算。

今年两会上，为提高草原监测评价水平和质量，代表委员对此提出很多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丁贵杰介绍，我国林草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工作严重滞后。草种质资源开展深度鉴定评价的数量也较少，达不到为育种创新提供物质基础的种质资源保护初衷。为此，他建议：加大对林草种质资源鉴定评价的支持力度。比如，设立林草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专项，或结合已有专项向林草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倾斜，支持相关科研机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开展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研发、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发掘优异种质、优异基因，建设分子指纹图谱库等，强化林草育种创新基础;搭建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与科研机构合作的平台，由科研机构带领种质库开展鉴定评价，推进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与科研机构深度融合，互惠共赢。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马晖玲在今年两会的议案提出《关于在国土变更调查中加强草原保护的科学性与精准性、避免测量中草原面积一再减少的建议》中认为阶段性地定期对草原进行调查，不仅可以了解当前草原数量与质量及其发展趋势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而且可以据此制定或修正草原的利用与保护方案，创造与保持自然、资源、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和谐的草原保护和发展状态。因此，她建议：建立由国家顶层设计和协调，各部门联合的草原面积综合管理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的草原面积和资源的综合管理机制，加强对草原面积问题的深入、综合的调查与研究;组织全国草业与草原领域的专业队伍开展全国草原资源普查工作，开展第二次草原资源普查，彻底弄清我国草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开展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过程中，广泛听取草原学术、管理、基层、承包经营等重要相关方意见，与《草原法》等法律法规和《草地分类》等标准有机衔接，形成具有群众基础、广泛认同、科学客观的草地地类标准，努力形成草原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农牧民参与和接受的科学、精准、专业的调查结果，以全面支撑草原资源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同时，建议设立“草原监测保护”专项或项目，开展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评价、保护、修复、利用等方面的创新理论和技术研究，弥补草原资源与生态可持续管理的科技支撑短板，提高草原奖补政策、草原保护修复等国家重大工程或项目的科学性。

全国政协委员、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召明提议构建国家草种质资源库一体化，把全国适地乡土草种种质资源收集、鉴定、评价、保护起来，资源共享、数据互通，形成国家草种业保护、研究体系。

生态保护补偿持续发力

为促进草原生态稳步恢复和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2011年开始，我国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13个省区的657个县、旗(团场、农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目前，该政策已实施两轮，落实禁牧面积12.1亿亩，草畜平衡面积26.1亿亩，取得了很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内蒙古草原禁牧区的草品种数量由政策实施前的每平方米8种增加到12种，草畜平衡区从12种增加到46种。青海三江源草地整体退化的趋势得到遏制，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青海等省区的一些贫困县，补奖政策收入占比达到65%。

2021年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的第10年。10年来国家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500亿元，1200多万户农牧民受益，38.2亿亩草原得到休养生息，草原生态持续恢复，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草原无序利用、过度开发、严重过牧的状况得到扭转。监测结果显示，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2011年的51%提高到2020年的56.1%，鲜草产量达到11亿吨。13个实施补奖政策省区的农牧民人均每年得到补奖资金700元，户均增加转移性收入近1500元。

经过前两轮政策实施，农牧民保护草原意识明显增强，草原牧区生态生产生活在保护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实施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政策覆盖范围，增加了草原补奖资金，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稳定了农牧民的政策预期。

全国政协委员多杰热旦建议提高草原奖补标准，达到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促进草原休养生息的目的。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内蒙古区委主委董恒宇建议，在两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基础上，优化第三轮相应政策机制。运用遥感影像等科技手段，更科学的测算和划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面积;合理调整补奖标准。把以草原面积为基准的补奖方式调整为人、草、畜全要素统筹;鼓励实施季节性禁牧，创新实施差别化禁牧规定，防止上下“一般粗”“一刀切”;进一步优化补奖成效评价;建立以草原生态实情变化为考核依据的草畜平衡管理制度，将评价主要指标由“超载率”改为“草原生态综合恢复率”，推动由按“畜”评价向按“草”评价转变;在补奖政策落地执行方面，改进资金发放方式。由过去一年一次发放改为两次，春季要及时发放占比30%的金额，以解决接羔保育和饲草料短缺问题，剩余资金根据实施成效评价补奖;灵活调整补助标准;根据“封顶保底”要求，鼓励地区把握当年政策落实区域的经济、草原生态恢复及农牧民经济损失情况，因地制宜调整补助标准并建立农牧民收入增长与物价上涨相协调的递增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草原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郭艳玲建议，科学制定草种基地建设标准和补贴政策。采取“认证+补贴”的方式推进，改变一次性投资而无后续支持、造成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与产量的弊端，应向生态修复项目那样，持续支持几年。

加大草原修复治理力度

草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农牧民群众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赖以生存的家园。过去的一年中，我国进一步加大草原修复治理投入力度，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工程项目实施范围，完成种草改良任务4600万亩。大力推广草原免耕补播改良技术。加大草原生物灾害防控力度，安排防治任务1.39亿亩。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青海代表团建议，进一步加大青海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力度。建议中介绍，青海省近年来全面推进保护修复，重点加大退化草地治理、牧草良种繁育、草原有害生物防控三大工程，重度退化草原基本得到修复治理，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能力显著提高，饲草料生产供给能力全面提高，草原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和高质量发展。但由于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自身财力有限，无力承担大规模开展退化草原保护修复工程的费用，希望国家相关部委能加大对青海的支持，推进全省黑土滩(坡)等退化草原系统治理，强化草种业保障，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多杰热旦委员建议，国家从政策、项目、技术等方面对青海进一步做好退化草场修复治理给予支持。加大项目投资力度，采取差异化支持措施，重点加大人工种草、黑土滩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重大生态治理工程的投资力度，推进三江源、祁连山、柴达木等地区草原保护修复。

马晖玲代表建议，切实加大草原保护修复力度。认真贯彻落实《草原法》，加强草原执法监督，严厉打击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严禁以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耕地异地占补平衡、国土绿化等为名，大肆开垦草原。加强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提升草原生态质量，加大国土绿化种草比重，扩大草原面积。

打好草种业“翻身仗”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种业竞争实质是科技竞争。作为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草种业不仅是草原生态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关乎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和国家生态安全。据相关报道，目前国内牧草用种和草地草坪用种，分别由60%和95%依赖进口，而用于生态修复的国产草种几乎是空白。

“我国虽为草原大国却不是草种业强国的基本国情还未发生根本改变，草种业仍然存在着育种技术落后、良种生产不规范、产业链条脱节、产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等瓶颈问题。例如，我国商品草种每年40%以上依靠进口，种植面积最大的紫花苜蓿80%以上需要进口，种源安全自主可控的压力不小。”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厅长孙俊青介绍。她说，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2%，保障着全国1/4的羊肉、1/10的牛肉、1/5的牛奶供应，是我国名副其实的“肉库”和“奶罐”。因此，她建议，支持内蒙古建设国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打好草种业翻身仗。

丁贵杰委员介绍，我国于2019年才启动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资金投入不足，在林草种质资源收集方面，缺少统一规范的收集策略，科研机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各自独立开展资源收集保存，一方面种质资源重复收集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一些亟待收集的资源又没有收集，导致种质资源丧失情况严重。为此，他建议：国家层面制定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策略，加强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的顶层设计，减少重复性工作，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逐步实现林草种质资源应收尽收，应保尽保;中央财政加大对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的支持力度，按照10年内完成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的时限，逐年落实普查资金。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农业大学校长柴强认为，草种业是符合甘肃甚至西部地区实际情况且有利于助推乡村振兴的潜力产业。他介绍，尽管我国是草牧业大国，但草种年生产能力不足需求的15%，草种业良种生产建设滞后、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依然严峻。对此，柴强委员建议，利用育种制种方面人才、平台、资源和政策等优势，建设国家草类育种基地，打造以甘肃为中心的西部专业化草种业产业带，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草种供给问题。

始终致力于草种业的发展的王召明委员在其提交的“关于推进草种业创新高效发展的建议”的提案中建议，对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等已建成的种质资源库、标本、实物及数据资产，建议纳入国家种质资源体系统一管理，从而实现全国草种种源保护、科研、应用一盘棋。依据自然条件、气候因子、生产与生态发展需求，系统布局草种业优势区域、发展方向，建立“草种良繁基地”。同时，设立草种科技服务站或良种推广示范区，联合优质种源企业把开发和科研都下沉到应用端，打通从种子到水肥、种植技术、市场销售等各环节体系。他还建议，启动国家草种业良种工程，例如草种生产示范区，扶持牧草良种、乡土草种繁育，探索适合国情地情的草地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模式。

“通过政策引领、市场化运作，组织长效政策资金或产业基金，对具有品种权、能规模化生产加工的企业，给予土地、税收、金融、人才、保险等优惠政策，扶持培育集草种研发、成果转化推广、智能化、机械化服务为一体的‘专精特新’草种龙头企业。”王召明说。

董恒宇委员建议，加大草原后续产业扶持力度。积极争取牧区后续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与草原修复工程产业扶持资金整合，用于舍饲规模养殖、饲草种植加工发展牧业旅游等;把培育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市场主体;依托党支部、村委会与企业、社会组织、农牧民间建立双向联系，以资金、草地、劳动力等方式实现多元主体间利益互动，化解补偿资金逆向流出非农牧业引发的困境;促进相关新型产业发展，探索以草带畜、草畜互促、农牧结合、优势互补的草牧业发展新路子。

郭艳玲代表建议，实行区域化布局，建立国家生态公益型长期稳定的乡土草种质资源繁育基地。加强不同地域适宜草原生态修复需求的乡土草种繁育，根据区域自然特性，选择适宜品种开展野生乡土草种引种驯化，科学划定草种生产适宜区域、区域布局、形成草种生产优势区，逐步形成草种质资源繁育基地，并保持10年左右的稳定性，从而保证生态修复乡土草种质资源的稳定供给;同时，建立生态草种保障性贮备机制。建立草种调节储备库，设立草种储备专项资金，以保障生态建设需求。在草原面积比较大的地区，根据当地草原类型配置草种储备比例，根据每年草原修复面积储备相应比例的草种。

科技赋能碧草蓝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占国土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重要生态系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经多年努力，林草科技创新工作在服务生态空间治理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林草信息化、科学化、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亟待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加强对林草科技创新工作的支持力度。科技创新依然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陕西省林科院院长昝林森认为，创新林草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林业科技资源配置，加大林草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从源头上突破创新短板，是推动我国生态空间提质增效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他建议：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创新林草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加大对林草科技创新工作的支持力度，促进生态空间高水平治理和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顶层设计，尽快设立生态空间治理和现代林草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计划，以及相应的科技特派员专项计划，广纳贤才，长期支持;破除行业壁垒和门户之见，建立“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林草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立项机制，实施“揭榜挂帅”和“赛马”等创新举措，充分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要素牵头申报林草科技计划项目，全面激发系统内外服务林草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出台加强林业和草原科技推广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林草科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与编制，创新管理体制与机制，强化宏观指导，全面推进林草科技推广机构融合发展。同时，各省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林草资源分布等具体情况，本着科学合理、集中力量的原则，因地制宜保留县、乡镇或者区域林草技术推广机构。此外，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善推广机构必需的试验示范场所、办公场所、交通工具、推广和培训设施设备等工作条件，加强对林草技术推广人员技术培训，组织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建议，加强林草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人才不足是林草事业发展的一大短板和潜在危机。”她说。在她看来，当前林草行业人才建设主要存在专业型人才短缺、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方面问题。郭素萍建议，加强院校合作，将林草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林草院校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林草单位为院校提供实习基地、科技试验基地，院校为林草单位培育优秀人才。加强林草系统人才培训工作，积极探索现代化人才培训模式。

郭艳玲代表认为，要解决我国乡土草种育繁推存在研发投入不稳定、研发力量薄弱，草种生产规模小、专业化和机械化程度低、单产低、质量差，草种基地建设不足、等问题，鼓励科研人员有序开展乡土草种质资源野生驯化与繁育时一个重要手段。她建议，出台激励政策，引导草学方面的专家带领青年成立创新草种业团队，对长期深入田间地头的科研人员给予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奖励基金等方面的激励。同时，提高草种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随着我国劳动力红利时代的逐渐退潮，农业机械化便成为大农业发展的最强动力。”她说。

近年来，我国草原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绩，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2020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6.1%，比2011年提高5.1%，全国鲜草产量突破11亿吨，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到10.1%，比2011年下降17.9%。

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守好这碧绿的草原、蔚蓝的天空、纯净的河流,让草原常青、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让美丽的草原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张绿色名片。（文/绿色中国融媒体记者 卢 燕 ）